回复: 余大郎  厐娟s拒读膑白皮树。。。新左痛扁猪队友徐尿凉之大大:  2018-06-23 17:49:39 [Reads:181]



 注:新左第三部分痛扁"寒流急同志"原教旨空言无行马谡赵括逑不顶,鼠上称井底蛙

 作者: 余大郎   2018-06-23 21:49:44 [Reads:102]     返回共舞台首页 

酒囊肉袋饭桶:

阶级斗争理论的三个断层

“寒流急”同志认为,中国工人阶级意识产生和提高的物质基础是工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里遭受的恶劣待遇,即“背井离乡,妻离子散,工资被扣,跳槽困难”。当意识到“天下乌鸦一般黑”时,工人就会团结起来一起抗争。简单地讲,“寒流急”同志寄予希望的抗争是被逼到死路上的绝地反击,是历朝历代发生过无数遍的“官逼民反”,是防御性和碎片化的放一枪,“恶心一下臭老板”就走的抗争。

“寒流急”同志的斗争理论与“中华帝国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是相适应的。“中华帝国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是“话实”同志所说的“生产过剩”危机理论。尽管“话实”同志三番五次重申自己的危机理论不是“消费不足”,但是其斗争理论的前提条件却精确地反映了工人阶级在社会总产品中占有的消费品比例过低,不足以实现家庭团聚、体面生活等目标,一句话,难以维持自身和代际劳动力再生产。消费不足危机理论的历史背景是资产阶级力量强大、无产阶级力量弱小、产业后备军数量巨大和生产率进步飞速等。只要这些客观条件不变,那么资本家总能找到替代参与斗争工人的手段,要么是物美价廉的机器,要么是同样“物美价廉”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工人阶级的斗争状况就不会得到显著改观,工人的工资待遇就不会显著提升。这种情况出现在19世纪前半期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和20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

“寒流急”同志自己对这些状况也有所认识,他指出这种“不干了”、“闹一闹”的斗争“不利于建立长久的工人组织”,不利于“长久的罢工”等。但他把原因归结到工人阶级的觉悟不足上。实际上,20世纪九十年代中国东南沿海工人阶级由于流动性大、可替代性高,并不具备“长久工人组织”和“长久罢工”的经济自持力,这才是这些零打碎敲的阶级斗争难以“长久”的根本原因。在农民工蜂拥入城、国企工人纷纷下岗、国际产业转移风起云涌的历史大背景下,要求工人阶级具备远超过经济自持力的“阶级意识”,展开“长久斗争”,就相当于要求连井冈山都保不住的红军“饮马长江,会师武汉”一般,是典型的左倾机会主义。

所以,在如何提高工人阶级觉悟的问题上,面对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寒流急”同志就只能给出从“小事做起”,“照顾细节”,“一人有难,大家帮忙”的“策略”。由于无视当时中国阶级斗争的客观状况,这种互助“策略”能带来的组织力量甚至还不如“FLG”。由于对当代中国经济危机特点的错误认识,“寒流急”同志不可能正确认识当代工人阶级意识的来源,因而无法在“闹一闹”的阶级意识和长久扎根的组织能力之间建立联系,这是“寒流急”同志斗争理论的第一个断层。

当代中国资本主义矛盾的本质不是“消费不足”。据红色中国网的“红色经济观察”介绍,中国经济的利润份额已经从2010年的约36%下降到2016年的约28%,下降总幅度已经接近九十年代大规模私有化带来的上升幅度。同时期企业部门的利润率也从约23%下降到15%,逐渐接近美国以往发生经济危机时的水平。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最终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也从48.5%上升到53.6%。不是工人阶级太弱了,弱到活不下去只能绝地反击,而是工人阶级开始强大了,并且初步强大到可以压迫资本主义经济的利润率和利润份额,强大到使消费品成为社会总产品中越来越大的一部分。这种条件下的阶级斗争,自然会呈现出与“消费不足”不同的态势。首先,由于产业后备军萎缩,资产阶级在工资待遇谈判上的优势开始丧失,工人的实际工资和工资份额都在上升;第二,由于工人阶级获得的实际工资和工资份额越来越高,工人阶级积累了大量成功的阶级斗争经验;第三,沿海工资上升的趋势迫使大量资本家将劳动密集型企业转移至内陆,把工厂建到了工人家门口,而本省本地的工人在社会关系网络、经济自持力等方面要远强于流动到外省的工人,这为“长久”的“组织”和“罢工”提供了广阔的根据地和大后方,从而增强了工人的斗争力量;第四,正如笔者在第二部分分析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基本特点时所说明的,由于内地地方政府掌握的经济剩余明显少于沿海,因此其“腐败化、诸侯化、非正式化”的程度更深,力量更加薄弱,反应更迟缓,基层镇压力量消极怠工更严重,对派系纷争更忌惮,镇压手段更加非正式且不可控。一旦镇压开始,有可能引发当地社会矛盾的连锁反应,因而内地统治阶级的力量是弱的。综上所述,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使工人阶级强了,资产阶级弱了,又使工人阶级可以在自己的桑梓故地,迎战不是那么强大的统治机关,中国工人运动在此刻才取得了在某些具体环境下的“强弱易势”,才能“一闹再闹”,才能承受局部的失败和走向胜利。

“寒流急”同志认为,“独立于资本”的工会是工人斗争的基本组织形式,同时也是解决工人斗争持久力不足、提高组织性和战斗力的固定组织。独立工会建设的初期目标之一是通过“非法”斗争取得合法地位,并取得一般意义上的结社和言论自由。“寒流急”同志对合法工会的向往来源于工会在历史上的核心国家阶级斗争中起到的积极作用。的确,核心诸国的工会在劳资集体谈判、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的斗争中曾经发挥了伟大的历史作用。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这些工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主要是作为阶级妥协工具存在的,其合法存在并发挥支持劳工作用的条件是劳资双方力量大体对等、生产力发展迅速、外围半外围国家输入的免费劳动提供了足够阶级妥协空间,这大体上对应着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五十至七十年代大政府资本主义时期的状况。当力量对比明显倾向资本家时,工会就是事实上的政权机关,对工人几乎没有吸引力,这大体对应着美国八十年代以后和中国九十年代以后的状况。当力量对比明显倾向工人时,则工会就是事实上的革命组织。处在半外围的中国,由于剩余价值的一部分需要贡献给核心国家,统治阶级不会允许独立于自身的劳资集体谈判机构出现,因而阶级妥协的空间并不存在。如果中国资产阶级有一天让独立工会合法,同时开放言论和结社自由,那就只有一种情况,即资产阶级的统治力量已经萎缩到这种程度,以至于其无法阻止事实上的工人革命组织出现,也无法管制言论和结社自由。革命形势发展到了这一步,不仅工会组织合法和非法是个毫无意义的问题,为了孵化革命政党而存在的工会本身也已经是落后于时代的事物了。由于对半外围国家阶级妥协空间和阶级斗争的条件缺乏认识,“寒流急”同志不可能将包括合法工会在内的一系列合法权利与未来中国阶级斗争发展的具体阶段建立联系,这是“寒流急”同志斗争理论的第二个断层。

事实上,只有那些缺乏现实斗争经验、乖宝宝当习惯了的左翼知识分子才会对合法不合法、工会不工会的形式问题过分深究。在半外围的中国,在官僚机构普遍“非正式化”的条件下,面对“说你违法就违法”的腐败官僚,一般革命群众早已不认为资产阶级政权授予的“合法地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在2018年6月漯河老兵的斗争中,老兵们在没有向任何有关部门报备注册的情况下聚集抗议,显然非法;警方围困老兵并切断信号,拒不释放被殴打扣押的军嫂,也属非法。最终中央迫于压力派员处理此事,答应了老兵们包括惩办责任人、释放军嫂等条件,老兵们在达到斗争目的之后也有组织地撤退。深处斗争前线的革命群众,早已在斗争中学习了辩证法,不再追求务虚名而处实祸的“合法性”或“组织形式”,而是务实地利用专政机关的弱点,实现重点突破,夺取阶段性胜利。

关于政权问题,“寒流急”同志特别指出,未来阶级斗争不应当指望在“若干地区,若干省份”的首先胜利。但是他立刻就转到批判一些同志“抬举薄XL那样的某些精英”的问题上,直到文章结束也没有正面回答,假设有了充分的阶级意识甚至是合法工会的无产阶级,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如何能不通过“若干地区,若干省份”的首先胜利来取得政权的问题。这暴露了“寒流急”同志理论的第三个断层:由于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主要矛盾缺乏认识,无法从中国阶级斗争形势和可能的发展中得出革命胜利的可能道路,即无法回答资产阶级如何由盛而衰,最后丢失政权,无产阶级如何由弱变强,最后取得政权的问题。在讲完无产阶级意识大发展和工会合法化后,“寒流急”同志遇到了一堵高墙。在高墙的这边,站着“寒流急”同志和他的合法工会,在高墙的那边,资产阶级政权依然耸立着。“寒流急”同志想必已经发现,他所设计的中国工人的“崛起之路”最多只能把我们导向核心国家工人阶级的水平,而对如何打穿这堵墙、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却束手无策。在提不出任何砸墙战略的时候,“寒流急”同志只好顾左右而言他,一面批判薄XL和“左转派”,一面批判狭隘民族主义,最后以中国工人阶级的崛起是“不可遏制”的历史大潮流收尾。

然而,在“寒流急”同志的论述中,我们除了看到他强调工人应当“一人有难,大家帮忙”,革命者要“注意团结,光明正大”,知识分子要有“工人立场,结合群众”这些主观能动性之外,看不到任何“不可遏制”的历史必然性。仿佛只要发挥主观能动性革命就能胜利一样。“寒流急”同志特别推崇毛泽东同志的阶级分析和列宁同志的帝国主义分析,却忽略了毛主席的阶级分析是为了在白色政权的缝隙中寻找红色政权存在的历史必然性,也忽略了列宁同志的帝国主义分析是为了寻找帝国主义“最薄弱的一环”。两位革命领袖的理论是相通的,即在整体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如何在局部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强弱转换;如何将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运用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现实斗争中;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去发现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可分析、可操作的革命战略。相反,没有历史必然性的分析,任何关于“历史大潮流”的论断都注定沦为失败主义的温床,沦为在漆黑长夜里的胡乱放枪壮胆。

“中华帝国主义论”做不到的,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做到。从全局看,只要产业后备军逐渐萎缩的趋势不变,中国工人阶级的谈判力和斗争力就会不断增强,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的历史趋势就不会改变;只要中国石油天然气消费结构不发生重大逆转,世界石油产量无法满足需要,飙升的油价就会以中国这样的石油进口大国为代价使得大量剩余价值流入石油生产国;只要中国产出资本比不迅速上升,即生产率没有重大跃升,同时中国还在以不平等交换每年向核心国家贡献剩余价值,中国资本主义利润率下降的总趋势就不会改变。利润率下降一方面意味着投资动机消失,从而进一步引发利润率下降,进而导致经济危机;另一方面,利润率下降意味着统治阶级掌握的剩余价值减少,维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正常再生产的重要事业单位,如医疗、教育社会保障乃至军警宪特都有可能发不出工资,因而加速其“腐败化、诸侯化、非正式化”的进程,从而显著弱化武力镇压和意识形态教化的功能(如各地教师、老兵、保安、城管和护士的罢工维权运动)。

从局部看,在统治阶级力量薄弱的内地,由于没有收买无产阶级的剩余价值,无产阶级斗争和统治阶级镇压都会以更加直接、暴力且非法的面目出现。当群体性事件数量上升到一定程度,现有军警力量会不堪使用,而军警的“付费”镇压服务也加大了镇压成本,从而无法在第一时间阻止事态扩大。最终会出现统治阶级放弃一部分与统治阶级当权派系关系不大的地方资本集团(可能以黑社会形式存在),任其被群众力量淹没,乃至默认一些基层政权事实上自治状态的局面。同时,与当权集团矛盾较深的、独立性较大的部分地方集团也事实上处在半自治状态。资产阶级的中央政权只有形式上的宗主地位,在地方和基层则出现反动的、改良的和进步的政权实质上独立和犬牙交错的状态。只要资产阶级无法改变全局上的不利因素,无法阻止利润率下降和崩溃,反动的和改良的政权就无法控制积累危机,导致工农群众乃至一部分资本家投向进步政权这一边。进步政权一方面应当采取积极的经济措施,脱离世界资本主义分工,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教育、医疗、住房等问题;另一方面则在经济制裁、政治打压、局部武装冲突以及和各地资产阶级政权的合纵连横中训练干部队伍。当发生全国性的强弱易势时,进步政权既有群众基础,又有斗争经验,同时掌握大部分地区的地方政权,有人有钱有枪。到那个时候,取得全国政权就不再仅仅是一个口号,而是现实可行的战略。因此,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依赖“若干地区的局部胜利”,这是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决定的。毛泽东同志很早就指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就造反。”这不仅是对上一次中国革命的经验总结,也为下一次中国革命提供了有益的启发。

(二)民族主义和国有企业

“寒流急”同志和“话实”同志对民族主义和国有企业颇为反感。从杜绝右倾机会主义、实现各国各民族无产阶级团结来看,我们当然要拒绝狭隘民族主义和只讲经济不讲政治的单纯改良思想。但是,在当今中国特殊背景下,批判民族主义和国有企业,既不是主要任务也不是明智的策略选择。

在“中华帝国主义论”者看来,以薄XL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以及会从经济上腐蚀工人的国有企业是和自由派资产阶级一样危险的敌人。与其阶级斗争理论一样,他们的论断同样是与“消费不足”危机理论相适应的。由于工资被压制,所以只要资产阶级用改良措施分给工人一部分消费品,资产阶级就可以解决工人反抗和生产过剩两个危机。为了堵住资产阶级一箭双雕的方案,“中华帝国主义”论者对改良派和国有企业的攻击一直居于其理论的中心位置。但如果这真是个好方案,资产阶级为什么不早点使用呢?“中华帝国主义”论者没能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从“利润挤压”的角度来看,一切就明朗了。由于工人阶级的斗争压低了资产阶级的利润率,因而任何改良方案,尽管可以在短期内提高有效需求缓和阶级矛盾,但根本上讲只能加剧而不是缓解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壮大而不是减损无产阶级的力量。正因为如此,薄XL集团被代表资产阶级整体利益的其他集团消灭了。这并非“寒流急”等同志的功劳,而是利润率的要求。而无产阶级运动策略地支持薄XL和国企集团,一方面进一步压制利润率,另一方面也加剧了资产阶级内部各集团的争斗,何乐而不为?

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崛起的物质基础是中国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中小资产阶级数量的膨胀和收入的上升。要维持民族主义作为巩固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继续扩大小资队伍、提高小资收入就是必要的条件。在利润挤压的背景下,中国资产阶级自己给出的“中国梦”可不是一个容易实现的目标。面对小资产阶级群众要就业、要加薪、要住房的诉求,人民日报都不得不给“中国梦”降温,指责年轻人要求太多,缺乏“历史耐心”。民族主义的诉求本质上是消费主义的诉求,这是中国资产阶级无力满足的。一部分小资群众民族主义的梦幻会在面对就业市场或看到房价上一眼望不到边的“0”时灰飞烟灭。而包括“中华帝国主义”论者在内的青年左翼,面对的多是尚未尝到剥削滋味的大学生,等他们毕业之后进入劳动力市场,就会迅速明白:这“厉害了”的玩意,可从来不是“我”的国。

(三)阶级斗争的两条道路

分析了“中华帝国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后,两条清晰的阶级斗争道路摆在我们面前。

一条道路是从唯心史观出发,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必然是由于资产阶级强大和无产阶级弱小,所以经济危机必然是无产阶级工资被压制导致的“消费不足”。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就只能依靠被逼到墙角的“绝地反击”。为了克服在“消费不足”剧本里实际无法克服的组织性和战斗力的困难,就不得不将组织固定下来,结成工会;为了保护组织的存在,就必须进一步动员组织性和战斗力,争取工会的合法地位。然而,这条道路却在政权问题面前徘徊彷徨起来,既不愿从地方胜利做起,又不知道如何直接取得全国政权。最终,只能表达一下对“左转派”和民族主义的义愤。如果“寒流急”同志真的要谈到全国政权问题的话,他的论点可能也超不出再进一步动员组织性和战斗力。至于革命形势如何与革命前景联系起来,似乎是个不能讨论的问题。这就造成了此种道路的三个不可逾越的断层,每遇到一个断层,“寒流急”同志就拿出动员组织性和战斗力来试图跳跃,结果就是从“闹一闹”一路跳到了他自己也没有说明白(甚至于恐怕自己也不相信的)“工人阶级崛起”。

在唯心史观看来,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归根结底是人的主观能动性。能动性可以创造可能,能动性可以保持组织,能动性可以从无比强大的“中华帝国”一跃进入合法工会乃至全国胜利的天堂。这条道路的基调是,敌人强大强大太强大,我们动员动员再动员。至于弱小的我们如何打败强大的敌人,他们是不考虑的。他们把历史上一切的失败都归纳为动员不足、组织不力,思想上没有克服资产阶级影响等等。一方面,“寒流急”同志在文章里反复强调要克服个人英雄主义。但是,只要革命力量的增强不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结果,而只是无产阶级动员的成就,那么,依靠个人魅力动员工农的“领袖人物”就不得不扮演无产阶级的“救世主”;无产阶级的胜利就只能被理解为领袖动员有方的结果,个人英雄主义和小“张国焘”们也会一天天地再生产出来。另一方面,正是因为对主观能动性作用的高估,一部分左翼人士才会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问题过分重视,而他们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又无非是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所想象的种种所谓“阶级正义”。所以,才会有人说“利润挤压”是把经济危机的责任推向了无产阶级;所以,才会有人觉得策略性地支持资产阶级中特定的改良集团是投降;所以,才会有人比资产阶级还害怕“天下大乱”。这种唯心主义的道德观,使得他们不得不放弃对经济危机的正确理解,不得不放弃暴露和激化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斗争策略;不得不放弃认识并自觉掌握造成“大乱”的客观历史规律。闭目塞听,自缚手脚,自认清高。按照这样一条唯心主义的道路,无论是工人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的进步积极分子,都是不可能找到前途的。



参考资料:

时代先锋网:《联想已成过街老鼠,华为就是“民族自豪”?》,《试论“特色”资本的崛起和中国工人阶级再解放之路》
“石油峰值桶”网:http://peakoilbarrel.com/
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
人民日报:《年轻人需多些历史耐心,别丧失拼搏勇气》
红色中国网:《话实先生的“帝国主义论”——兼评中国小资产阶级左派的失败主义》,《帝国主义,超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崛起》,《红色经济参考》系列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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