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 余大郎  刘亚洲预言十年内转型,不改革必亡。除主席外,中央军委已全部入狱  2018-06-23 17:41:51 [Reads:196]



 厐娟s拒读膑白皮树。。。新左痛扁猪队友徐尿凉之大大:

 作者: 余大郎   2018-06-23 17:49:39 [Reads:180]     返回共舞台首页 

全部死克勒棒棒子

。。。。。。。。。。。。。。。。。。。

从“贸易战”看“中帝论”的破产

井冈山卫士 hszg001 昨天




从“贸易战”看“中华帝国主义论”的破产

——兼论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

作者:井冈山卫士


前言

为什么“贸易战”中中国一再妥协?减关税,降门槛,买美货,交罚款,美国要什么中国给什么。



为什么“敢打必胜”的中国还要被一再羞辱?印兵进,美舰来,撤导弹,吃“萨德”,别国做什么中国承受什么。



为什么看似凶神恶煞的官僚军警,竟压制不了维权老兵,恐吓不了进步青年,惩办不了讨薪教师,打压不倒罢工司机?



一句话,为什么近年来让某些左翼人士吓得不轻的“中华帝国主义”并没有想象中的强大?

本文将和同志们从现实和理论两个方面探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矛盾和中国资产阶级统治的脆弱性。揭露“中华帝国主义论”的错误,为进一步的阶级斗争做准备。文章第一部分简述中国资产阶级在“贸易战”和相关地缘政治领域的妥协投降路线。第二部分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出发,探讨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第三部分分析“中华帝国主义论”的基本论点,揭露其阶级斗争理论的唯心主义本质,指出中国资产阶级统治被推翻的历史必然性。

第一部分:一溃千里的“贸易战”

第一部分从三个角度梳理中国资产阶级在“贸易战”中的行为。首先是针对关税、金融开放和购买美国产品的全局性态度;其次是“中兴案”集中体现的虚弱本质;最后是相关地缘冲突中的妥协退让立场。

(一)中华物力,与国欢心:中国资产阶级的全局性妥协

“贸易战”并未“战”,只是中国在做单方面的妥协。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束手就擒的指导思想。从2018年3月底到4月初,每当特朗普集团提出对中国产品征收关税和进行调查之时,中国商务部总会在口头上做出与美方对等的关税威胁。同时,外交部、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也集中表达了诸如“中国不怕打贸易战”,“有能力应对任何挑战”等较为强硬的声音。但这种僵持局面被博鳌亚洲论坛上xxx的讲话打破。在讲话中,xxx承诺放宽市场准入,保护外资利益,强化知识产权,降低关税,主动扩大进口,即在原则上答应了美方的所有要求,也冻结了中国在“贸易战”中的反击手段。作为纲领性文件,xxx的讲话为后续谈判中的中国官方定下了基调,即答应美国的要求,以妥协求团结,以退让求共赢。这也无怪乎中国政府的后续行动中基本服从美方好恶。



“种啥买啥”的进口策略。“贸易战”尚未开打之前,中国就向美国下了370亿美元的飞机订单,强化了美国在中国大飞机市场的地位;博鳌讲话之后,中国又主动降低汽车关税,向美国汽车敞开大门;5月底,中美贸易协定又规定中国“大量购买”美国的产品和服务,尤其是增加从美国进口的农产品和能源。美国完全达成了其“减少逆差”的谈判目标,以至于特朗普在推特上兴奋地宣布“中国将从我们伟大的美国农场主手里进货,我们种多少他们就买多少!”。特朗普集团所依靠的传统工业、农业和能源资本家的利益全都得到了保障,以至于美国国内反对特朗普搞贸易摩擦的资本集团也被中国的妥协态度所震惊,一时阵脚大乱,降低了对特朗普集团的指责力度。

门户洞开的金融改革。博鳌讲话之后,人民银行第二天就宣布“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上限放宽至51%,三年后不再设限;不再要求合资证券公司境内股东至少有一家是证券公司;今年年底前,不再对合资证券公司业务范围单独设限”。同时宣布了降低银行和保险业市场准入等措施。此举威胁到国家金融主权,降低货币政策效率,同时,美国并未做出对等妥协,反而在中国对美投资领域上屡屡设限。

唯唯诺诺的产权立法。中美联合声明中,中方承诺“将推进包括《专利法》在内的相关法律法规修订工作”。知识产权是核心国家剥削外围和半外围国家劳动力、进行不平等交换的手段。在美国压力下被迫推进知识产权保护(尤其是对外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将会加强中国对美国的剩余劳动净输出,将中国进一步锁定在为核心国家免费贡献剩余劳动的半外围地位。

败事有余的谈判表现。为修xian和连任寻求支持,也为可能发生的贸易争端灭火,后来担任副总理的刘鹤在今年二月底访问美国。为表现中国不想打“贸易战”的诚意,中国在刘鹤抵美的当天就取消了对美国鸡肉的反倾销和反补贴税。刘鹤在谈判中提出了“加大外国企业在华市场准入、包括允许外企进入保险等金融行业的措施”。不过,美方并不领情,特朗普不仅没有会见刘鹤,还在谈判当天就宣布了对钢铁征收25%、对铝材征收10%关税的决定。刘鹤无功而返。在博鳌讲话和中国释放出大量妥协信息后,美国贸易代表团五月初访华。他们丝毫没有给中国资产阶级面子,美方的谈判要求中包括:两年内减少中美贸易逆差2000亿美元;废止“中国制造2025”计划;中国立即采取可核查(当然是让美国核查——作者注)的措施停止侵犯美国知识产权;中国政府停止所有报复行动并不会反对和挑战美国对中国在特定领域投资的限制;降低关税并且不会反对美国对中国的关税惩罚等。这些条件,尤其是美国自由报复中国而中国不能反抗的羞辱性条款在人民群众中引起轩然大波。中国政府并未直接答应,美国贸易代表团也提前返回,朝野士气为之一振。然而,刘鹤五月中旬赴美谈判的结果却是,除了侮辱性条款以外,中国原则上同意了美国提出的所有条件,而刘鹤本人和环球时报等官方媒体却把中美共同声明形容为“双赢选择”甚至“共同胜利”。不到十天后,特朗普政府完全无视刘鹤的“双赢”声明,再次宣布对中国产品增加关税和强化中国在美投资限制。面对完全没把自己当回事的美国政府,中国资产阶级颜面丢尽,人民群众情绪激愤,海外中文论坛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表现嘘声一片。环球时报删除了自己对此事的报道,只留下了商务部语无伦次的声明:“既出乎意料,又在意料之中”。

2018年6月15日,美国正式宣布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税,中国资产阶级终于做出一副如梦初醒状,做出对等加税宣告。但是双方加税措施都要到7月生效,而根据各方消息,中国资产阶级可能又要派出王7山去美国灭火。至于王7山能谈出什么结果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今年四月至六月间,中国资产阶级前倨后恭的姿态已经令许多民众对王7山赴美谈判不抱幻想。

中国的投降路线是“意料之中”的,唯一有些“出乎意料”的是,它的投降竟然来得如此之快,如此彻底,以至于连美国资产阶级中反对“贸易战”的集团都来不及对它展开支援。至于具体为何如此,我将在文章第二部分予以解答。

(二)从“中兴”到末路:中兴案与半外围国家企业

在一些左翼人士看来,以中兴,华为等为代表的有政府背景的高科技工业企业是无产阶级的主要敌人,因为这些“官僚垄断资本”是中国进行帝国主义争霸的急先锋,同时也是民族主义情绪的煽动者和受益方。它们将绑架中国无产阶级,挑起新一轮的列强争霸。不过“贸易战”中中兴的表现恐怕辜负了这些同志的期望。

早在2017年,中兴就因为向伊朗等国出口美国部件而接受了8.9亿美元的罚款。2018年4月16日,可能是受博鳌讲话中“保护知识产权,扩大开放”等措施的鼓舞,美国商务部再次禁止中兴与美国有关的业务。

面对处罚,中兴这位“帝国先锋”又干了些什么呢?4月20日中兴就成立专门委员会学习欧美法规,还必须拿到满分。5月6日,中兴通讯表示已正式向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申请暂停执行拒绝令。5月9日,中兴就宣布:“受拒绝令影响,本公司主要经营活动已无法进行”。如此引颈受戮的姿态确实辜负了“小粉红”和“中华帝国主义论”者的期望。而更不够“帝国主义”的事情还在后面。6月7日,中兴与美国商务部达成协议,缴纳罚款10亿美元,另交4亿美元由第三方托管;30天内更换董事会和管理层;并允许美方指派人员进入中兴团队监督执行状况等。

如果说在贸易谈判中,中国没有直接答应侮辱性条款还算有点“帝国气概”的话,这个被中兴一口答应的处罚措施则有浓厚的“辛丑”风味。当时中国答应了每名中国人赔偿列强一两白银(共计4.5亿),今日则是每人赔偿一美元(14亿);当时清政府处决刚毅、徐桐等主战派,今日中兴管理层大换血;当时列强派兵进入中国监督赔款,今日美国派员监督处罚执行情况。

看来,这个帝国不过是“大清帝国”,这个中兴,充其量也就是“同治中兴”罢了。中兴如此,被称为“民族骄傲”的联想、华为又如何呢?联想自不必说,关于通信标准投票上“外举不避仇”的商业壮举,联合百名资本家向全国舆论宣战的行为和一直以来的“贸工技”路线已经说明了其买办性质,更不必说明显歧视中国消费者的定价标准。华为的“民族性”也好不到哪里去。

在《任正非2012实验室座谈会纪要》上,这位“中国企业家”的良心是这样看待“帝国争霸”所必需的基础材料行业的:“我们的优势是数据逻辑,就是在软件,电路设计上的数学逻辑……我们在制造行业,是不可能持续领先的”;在硬件问题上,任总也颇有高见:“大家都认为日本和德国的机器可靠……为什么不让日本人,德国人做我们的中间实验,把关我们的产品质量”;任总也非常排斥自主创新,认为自主创新会阻碍华为战胜美国:“为什么一定要自主,自主就是封建的闭关自守,我们反对自主……不像美国人民学习他们的伟大,我们就永远战胜不了美国”;在扶持本土供应商问题上,任总的选择一如既往的高标准:“我们不是扶持而是选择……扶起来的未必不是阿斗……中国遍地都是人,我就把做好的选来干就行了”;任总似乎提前六年预感到了中兴的遭遇,因此提前为不平等条约开脱:“李鸿章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英雄,以后大家会重新理解这个结论”。

中兴、联想、华为,一个磕头认罚,叩谢天恩;一个“宁赠友邦,不与家奴”;一个“门户开放,利益均沾”,丝毫看不出他们有什么民族主义,家国情怀,更谈不上为中国争霸保驾护航。相反,它们却通过国企改制、“公平竞争”、区别定价等方式帮助核心国家榨取中国人民的剩余劳动,这种买办性是典型的半外围国家跨国企业的特征。

(三)丢人丢到家门口:中国地缘政治的溃败

经济上的“帝国先锋”们糜烂至此,中国资产阶级近几年来的地缘政治表现也乏善可陈。

首先,中国在南海问题上表现出对美国无底线的妥协。2015年10月,面对美国宣布美军随时随地可能在中国南海执行任务的挑衅,军委副主席范长龙在香山论坛上表示“即使涉及国家主权,也不轻言动用武力”。果然,2017年7月,美海军“斯坦塞姆”号驱逐舰进入中国南海领海,并驶进岛礁12海里领海线。2018年5月,刘鹤签署中美共同宣言后一周,美海军“希金斯”号驱逐舰和“安提坦”号巡洋舰驶入西沙群岛12海里。同时,美国不再邀请中国参加“环太平洋”军事演习。面对逐渐升格的挑衅,中国资产阶级是如何回应的呢?2018年6月5日,中国撤走了西沙永兴岛上的红旗-9地空导弹系统,对此中国国防部的解释是“这都是我们自己的事,无需过度解读”。范副主席的话讲得很明白,我们确实没有必要过度解读。

第二,在美国压力下出卖朝鲜。2016年至2017年间,为配合美国对朝鲜的制裁行动,中国商务部和海关总署也发布对朝制裁措施,包括拒绝从朝鲜进口矿物原料,主要是煤炭;禁止对朝鲜出口航空燃油和火箭燃料。同时,中国还威胁朝鲜不再续约《中朝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就算不考虑中朝人民“鲜血凝成的友谊”,中国资产阶级背盟败约的行为也在国际上使中国陷入孤立,尤其是俄罗斯、巴基斯坦等传统盟国的对华态度不可能不受影响。同时中国的背叛行为也使得朝鲜方面脱离中国影响,向美国靠拢,2018年6月的“金特会”就事实上将中国排除出了半岛和平进程之外。



第三,花拳绣腿的“一带一路”。包括尼泊尔、巴基斯坦、缅甸、马来西亚等国政府,以一带一路工程过度照顾中国承包商、腐败横行、担心经济主权被侵蚀、无法支付债务以及担心破坏环境等理由纷纷取消或推迟一带一路项目,或要求更改报价。根据国家统计局公报,截至2017年,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已经连续三年停滞在144亿至148亿美元之间,占总对外直接投资额的比例从未超过15%。在“金特会”美朝取得谈判成果、中国对朝鲜的影响逐渐削弱之际,印度总理莫迪在青岛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当着中国领导的面公开宣布拒绝“一带一路”战略。至此,“一带一路”不仅早丢了里子,现在连面子也都保不住,不知道那些以为中国资产阶级无限强大的“大棋党”们要如何解释。

此外,中国资产阶级没能阻止印度军队占据中国领土,也没能阻止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从全局到局部,从经济到政治,中国资产阶级执行的是一条彻底的对外妥协投降之路。用汪洋和楼继伟二位先生的话讲:“中美关系是夫妻关系”。这才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大局“观。

第二部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与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

要认识中国资产阶级的投降路线,必须首先明确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矛盾,而这必须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角度去思考。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理论的核心是不平等交换,即外围和半外围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用较多的本国劳动换取较少的外国劳动。即向核心国家无偿输出剩余劳动,用通俗的话讲,就是“进贡”。不平等交换的途径主要有如下三个:

较早开始资本积累的国家(核心国家)具有较大的资本存量和资本有机构成,在利润率平均化的条件下其产品以高于价值的生产价格交换,而外围和半外围国家产品的价值却高于生产价格。因此,核心国家的产品包含价值(无差别人类劳动)较少,半外围和外围国家产品包含价值更多。故而国际贸易中核心国家事实上在剥削外围半外围国家的剩余劳动。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核心国家的地位类似于资本有机构成较高的部门,外围半外围国家的地位类似于资本有机构成较低的部门。

核心国家占有较先进的科学技术,并通过知识产权等方式强化技术和准入制度等的垄断。这种垄断主要被现有国际分工、市场份额、军事和地缘政治霸权等因素所巩固。核心国家由于占有了这些先进的生产资料和垄断了市场份额而占有了外围半外围国家的一部分剩余价值,即免费劳动,如专利费和品牌溢价等。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核心国家的地位类似于地主阶级,外围半外围国家的资本家阶级则类似于租地农场主,核心国家获得的垄断收入则相当于地租。

第三种情况则是由于外围半外围国家劳工组织较弱,环境保护较差,金融市场不完善,跨国公司可以规避诸如工伤赔偿、保险、教育、污染治理、金融监管和部分税收等成本,以低于当地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须的价格支付工资。这种劳务外包、产业转移和金融投机的本质是剥夺性的原始积累,即以不可持续地压榨外围半外围国家的劳动力、自然资源和破坏社会安全网络的方式来攫取超额剩余价值。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这相当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掠夺。

对于外围半外围国家来讲,该国统治阶级对待上述三种途径的态度和政策决定了该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基本国策。任何强化上述三种途径的政策,都会强化核心国家对本国剩余劳动的榨取,锁定本国外围或半外围地位,这是充当国际资本在华利益代理人的买办资产阶级国策;任何对抗上述途径的政策,都会弱化核心国家对本国经济和政治的控制,尝试突破外围半外围地位,乃至改变世界体系格局。

中国资产阶级走的是哪一条国策呢?开放金融市场,降低准入标准,放任外国资本涌入高利润行业,会促进利润率平均化,为外国资本攫取剩余劳动创造条件,有利于第一途径和第三途径;保护美国知识产权,服从美国立法规则,会强化美国在技术和贸易规则上的垄断性,提高美国的垄断租金,有利于第二途径;缴纳罚款和接受惩罚性关税则是直接鼓励外国资本通过第三条途径来掠夺中国劳动人民,更何况金融自由化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中国资产阶级在“贸易战”中的一切政策都指向强化中国的半外围地位,继续为核心国家提供剩余劳动,绝无挑战美国霸权、搞帝国主义争霸的“僭越”之心。

中国资产阶级为何会走妥协投降的路线呢?这要从世界体系中处在不同地位的各国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中美两国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和中国作为半外围国家的特殊国情来讲起。

世界体系中的半外围国家一方面享受着外围国家提供的剩余劳动,另一方面也向核心国家贡献剩余劳动。当今世界体系中的半外围国家,如中国、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都是具备一定中端制造业的国家。一方面,这些国家从外围国家进口原材料和低端工业品,另一方面在核心技术,尤其是材料、芯片和机床方面严重依赖核心国家。核心国家需要半外围国家提供的数量庞大(小国做不到)、质量尚可(外围国家做不到)、价格便宜(核心国家做不到)的工业制成品以满足跨国垄断资本家压低本国工人阶级劳动力价格、维持高利润的贪婪欲望。半外围国家则需要核心国家提供军事保护,以提供安全的能源、原材料和制成品交通线,同时维持原料和能源产地秩序稳定。

就中美关系来讲,中国向美国提供的廉价工业品是美国资本主义得以一方面维持较高的利润率、另一方面豢养一部分“工人贵族”的物质基础。据远航一号估算,中国每年免费向美国输出大约5000万劳动力的剩余价值。中国对美国的劳动净输出为美国垄断资本家带来了高额利润,并与产业转移带来的失业威胁共同作用,构成了新自由主义时期美国资产阶级打败工人阶级的物质力量。美国资产阶级少不了中国。另一方面,中国资产阶级需要从中东、非洲和南美进口大量的能源和原材料;在中国石油自给率现已低于30%的情况下,维持印度洋石油交通线、维持中东产油国政局稳定,对于中国资产阶级至关重要。中国海军显然无力完成这一任务。作为“世界警察”的美国军队,就充当了“治安军”和“护镖队”的作用。中国资产阶级也需要美国。这是中美资产阶级关系的基础,也是中国资产阶级在对外关系中的主要矛盾。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不存在平白无故的“争霸”,也不会有毫无利益的妥协。中美两国资产阶级的眼睛一直盯在利润率上,而一方出钱、一方出枪的合作当然比胡乱炫耀肌肉乃至真打起来的“争霸”有利得多。纵观四十年来中国资产阶级对美关系的表述,从“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到“中美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两伤”,“广阔的太平洋,容得下中美两国”,再到中美“夫妻关系”。两国资产阶级的“核心利益”是一致的:即共同剥削两国无产阶级(主要是中国无产阶级),维持利润率,确保资产阶级统治长治久安。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贸易战”不会演变成有违两国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全面经济战,我们不会看到让“中华帝国主义论”者夜不能寐的“帝国争霸”和“世界大战”的精彩大戏。比起各国资产阶级的夫妻龃龉,中国资产阶级的危机总在萧墙之内。

半外围国家一方面从外围国家获取剩余劳动,另一方面向核心国家贡献剩余劳动,因而半外围国家统治阶级掌握的剩余价值总是有限的,例如半外围国家的综合税率总是显著低于核心国家。相比起核心国家,它们的行政效率、社会稳定和镇压能力总是疲弱的。这会产生如下几方面的影响。

首先,半外围国家政权机关孱弱。半外围国家无力供养强大的暴力机关,因此其官僚系统,尤其是军警宪特组织必须在一定程度上“现地自给”,即通过灰色手段直接从人民群众攫取资源。这会造成行政机关腐败化、诸侯化和非正式化。腐败化自不必说,半外围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水平不足以反映其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大小,又缺乏足够经费建立监督机制,因此权力寻租行为广泛存在,这表现为贪污腐败、吃拿卡要、卖官鬻爵、官商勾结等,例如卡车司机罢工时反映的警察乱罚款现象,就是地方专政机关人员重要的创收渠道;诸侯化是因为整个资产阶级攫取的剩余价值少,内部分配纷争严重,因此不同资本集团与官僚集团会结成派系,这些派系的政治力量表现为对具体官职的控制,其经济基础往往是地方资本集团和金融资本家,在基层则是黑社会化的基层政权。当派系自身巩固,其他派系乃至中央机关无法插手时,就会演变成诸侯式的独立王国。许多地区县委书记乃至村领导一手遮天的现象就是这种“诸侯化”的普遍反映。本世纪初,两广云贵地区自建武装的毒品村,就实质上具备了“中国小车臣”的特点。诸侯派系之间的矛盾,有时可以发展到完全不顾资产阶级统治一般规则的程度。例如薄XL事件后,中国资产阶级各派系同属新自由主义阵营,已不存在任何“路线冲突”,但是各派系以“反腐”为名的倾轧烈度反而不断增强。由于半外围国家资产阶级的依附性特点,各派系的冲突往往需要核心国家统治阶级来仲裁,这一方面表现在各派系主要人物都有海外产业和存款,以便在派系斗争失败后跑路,如《巴拿马文件》所曝光的那样;另一方面,各派系也以相互曝光对手海外资产为乐事,如2017年的郭w贵事件。中国资产阶级各派系的倾轧以2018年初修xian为标志,达到一个小高潮,即资产阶级为了自身派系的利益可以完全不顾资产阶级统治的大局;对于资产阶级某个小集团来说,其内部倾轧失败的成本已经远远超过了本阶级统治失败的成本。这一方面授人以柄,导致中国资产阶级在与美国的国际纷争中处于极其劣势的地位(如“贸易战”中的无底线妥协);另一方面某一派系遭难、其余派系看戏的状况也为未来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破局提供了时间窗口。非正式化则是中国阶级矛盾逐渐尖锐的产物。阶级矛盾越尖锐,无产阶级越有斗争经验和组织性,镇压的成本就越大。据“非新闻”统计,中国2015年的群体性事件近三万起,每天80起左右,比2014年增加34%。实际数字可能远大于此,国务院参事牛文元表示,2011年,中国平均每天发生群体性事件高达500起。随着参与过群体性事件的民众数量增多,单位数量军警对群体性事件的威慑能力逐渐减弱。至2015年,甘肃永昌县少女跳楼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中,示威群众与镇压军警数量已经接近一比一,以至于上级金昌市、周边武威市和兰州军区都不得不抽调军警前来支援。群众斗争性的增强使镇压成为了“劳动密集型”任务,只能以人力对人力。军警数量显然无法满足镇压需要,大举扩充军警队伍成本太高,因此除频繁抽调、疲于奔命外,不得不大量补充协警和临时工,乃至动员地方黑社会穿上制服维持治安。一方面,这些非正规队伍增加了镇压过程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受群体性事件影响的资本家必须要给军警经济报酬才能买到镇压“服务”,镇压成了生意,军警成了私兵。这种非正规化破坏了军警在人民群众中的专业形象,以至于几乎每次军警出动,都会被民众质疑,“你是为谁服务?”。军警的意识形态威慑功能已经烟消云散,在斗争性强的民众眼里,军警与自己的唯一区别,就是有条枪而已。腐败化、诸侯化和非正式化的发展随着阶级矛盾的发展而日益加速。它降低了中国资产阶级的组织力、行动力和镇压力,巩固了基层事实上的自治状态,鼓励了地方潜藏着的离心倾向。封建王朝时期“皇权不下乡”的格局,正在以压倒个别领导人集权意志的必然性发展着。同时,一部分非正式和退役的军警,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更甚于与专政机关的联系。可以说,阶级斗争是革命的预备学校,今天的抗议群众、昨天的协警老兵,都是未来革命大军的预备队。

第二,半外围国家有无产阶级的斗争土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无产阶级队伍逐渐壮大,已占到所有劳动力的60%以上。由于农村产业后备军逐渐减少,城镇净增就业人口已成停滞之势,同时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和人均教育水平的提升,中国无产阶级一方面在劳动力市场上地位加强,另一方面斗争性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外围国家由于无产阶级数量少、比例低,同时农村剩余劳动力充足,因而难以组织强大的工人运动。核心国家由于有外围和半外围国家输入的免费劳动,劳动人民生活水平较高,即使在新自由主义时期也并无广泛迫切的斗争需要。半外围国家的斗争土壤是得天独厚的。由于要向核心国家贡献剩余劳动,半外围国家资产阶级并不具备有效收买无产阶级的手段,不得不频繁地使用武力镇压。而领教了军警手段的无产阶级斗争,也很快明白了只要斗争成功,“非法“的也是合法的。比如2018年6月的全国卡车司机大罢工就不再满足于拉横幅请愿、呼吁统治阶级满足诉求,而是以直接堵塞运输交通线、盘查过路司机、扣押罢工叛徒的方式逼迫资产阶级做出反应。中国无产阶级斗争走在了幻想“议会模式”包打天下的小资知识分子前面,也走在了部分认为“中华帝国蒸蒸日上,无产阶级只能挣扎”的左翼人士前面。无产阶级的斗争也在小资产阶级中产生了广泛影响,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和中国经济增长的减缓,许多青年学生也在思考为何读书也改变不了命运,这构成了小资产阶级中左翼进步思潮的阶级基础。一部分学生则投入了帮扶工农、为人民服务的行列。例如,2017年底被番禺公安非法拘押和追逃的广工读书会“ba青年”,就因为服务工人引起警方的注意。而在解救“ba青年”的过程中,各地工农进步群众也广泛参与进来,在“ba青年关注团”中的比例显著超过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与无产阶级的交流融合,逐渐打破了知识分子“不接地气”、革命群众“不达天听”的分裂局面。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正在朝着行业联动、全国支援、工农学结合的方向发展。

第三,中国能源危机浮上水面。如上文提到,中国石油自给率现已不到30%,同时石油产量正在下跌。由于人民群众反雾霾、反污染的斗争,煤炭的开采使用受到遏制,中国不得不进口大量的天然气。但是世界石油产地政局恶化,美国的战略收缩进一步制造了战略真空。伊拉克事实上处在分裂状态,沙特阿拉伯新自由主义改革引发社会危机,伊朗饱受制裁、社会动荡,委内瑞拉经济也开始崩溃。目前维持世界石油产量的主要因素是美国西德克萨斯的页岩油,页岩油的增产几乎构成了2014年以来全球石油增产的全部。但是据预测,美国页岩油产量有较大可能在2022年(即中共二十大的同一年)达到峰值,此后开始下降。如果中国能源消费结构不在四年内彻底改变,当油价再度超过每桶150乃至200美元时,中国的贸易顺差可能变为逆差,同时高能源成本会和工人运动一样压迫利润率,加剧经济社会危机。

除此之外,中国还面临一系列次要的危机。例如小资产阶级数量增长和工资上涨受阻,即所谓“阶级固化”问题;在为维持中国资本主义“繁荣”所需要的维持房地产利润和维持房地产行业规模与众多小资所梦想的改善收入房价比之间的“不可能三角”(笔者会另文探讨),即住房问题;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地下金融和高融资成本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等。这些问题虽不及阶级斗争和能源危机那样具有决定性,但后者的爆发会加速前者发展的速度,因此中国资本主义的危机势必是一浪接着一浪,中国的无产阶级也会在与资产阶级的较量中走向成熟,并最终夺取革命的胜利。

综上所述,在半外围的中国,我们有一个色厉内荏、派系倾轧的资产阶级,我们有一个数量庞大、逐渐成熟的无产阶级,能源危机、利润率下降会造成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的有利形势。我们可以做出结论,资本主义中国不是什么“伟大帝国”,它是脆弱的,可以分析认知的,可以削弱和最终打垮的。而决定我们认知、削弱、打垮中国资产阶级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正义”观念,不是“普世价值”,也不是一时的激情迸发,而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矛盾。

那么,在一部分左派同志中流行一时的“中华帝国主义论”又是如何认识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并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怎样的革命道路呢?本文的第三部分就来讨论这个问题。

第三部分:唯心史观与
“中华帝国主义论”

在讨论“中华帝国主义”的具体问题之前,不妨回顾一下它的基本论点。系统论述“中华帝国主义”的文章有两篇,一篇是红色中国网上转载的“话实”同志的文章《帝国主义,超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崛起》,另一篇是时代先锋网发布的“寒流急”同志的文章《试论“特色”资本的崛起和中国工人阶级再解放之路》。两篇文章关于“中华帝国主义”基本特点的论述大体一致,即:现代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由于压低工资产生的生产过剩危机。各帝国主义国家只能通过战争或经济危机的方式消灭一部分生产能力才能消除生产过剩。而任何帝国主义国家都不想危机发生在自己头上,因此帝国主义的矛盾只能通过帝国争霸乃至战争才能缓解。中国作为帝国主义国家,其国有企业集团(即两文所指的官僚资本)是进行争霸的急先锋,中国国有企业与美国跨国公司的竞争必然会导致世界大战,而且是核大战。按照“寒流急”同志的说法,无产阶级的“再崛起”,依托的是在工人阶级的意识和组织性提高的基础上,取得结成工会等合法民主权利。“寒流急”同志强调,在阶级斗争过程中,尤其要警惕改良派资产阶级和国企集团对工人的腐蚀作用,尤其要批判“狭隘民族主义”。

首先我们要感谢“话实”和“寒流急”同志的辛苦劳动,没有他们的两篇文章,我们将不得不从浩如烟海的信息和倾向各异的表述中找出“中华帝国主义”的系统论述。

红色中国网的“远航一号”同志在《话实先生的“帝国主义论”——兼评中国小资产阶级左派的失败主义》中已经对“中华帝国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争霸战争理论、生态环境危机理论做了批判,在这里就不必赘述。本文主要讨论“中华帝国主义”论者对革命前途和方针策略的观点。

(一)阶级斗争理论的三个断层

“寒流急”同志认为,中国工人阶级意识产生和提高的物质基础是工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里遭受的恶劣待遇,即“背井离乡,妻离子散,工资被扣,跳槽困难”。当意识到“天下乌鸦一般黑”时,工人就会团结起来一起抗争。简单地讲,“寒流急”同志寄予希望的抗争是被逼到死路上的绝地反击,是历朝历代发生过无数遍的“官逼民反”,是防御性和碎片化的放一枪,“恶心一下臭老板”就走的抗争。

“寒流急”同志的斗争理论与“中华帝国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是相适应的。“中华帝国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是“话实”同志所说的“生产过剩”危机理论。尽管“话实”同志三番五次重申自己的危机理论不是“消费不足”,但是其斗争理论的前提条件却精确地反映了工人阶级在社会总产品中占有的消费品比例过低,不足以实现家庭团聚、体面生活等目标,一句话,难以维持自身和代际劳动力再生产。消费不足危机理论的历史背景是资产阶级力量强大、无产阶级力量弱小、产业后备军数量巨大和生产率进步飞速等。只要这些客观条件不变,那么资本家总能找到替代参与斗争工人的手段,要么是物美价廉的机器,要么是同样“物美价廉”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工人阶级的斗争状况就不会得到显著改观,工人的工资待遇就不会显著提升。这种情况出现在19世纪前半期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和20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

“寒流急”同志自己对这些状况也有所认识,他指出这种“不干了”、“闹一闹”的斗争“不利于建立长久的工人组织”,不利于“长久的罢工”等。但他把原因归结到工人阶级的觉悟不足上。实际上,20世纪九十年代中国东南沿海工人阶级由于流动性大、可替代性高,并不具备“长久工人组织”和“长久罢工”的经济自持力,这才是这些零打碎敲的阶级斗争难以“长久”的根本原因。在农民工蜂拥入城、国企工人纷纷下岗、国际产业转移风起云涌的历史大背景下,要求工人阶级具备远超过经济自持力的“阶级意识”,展开“长久斗争”,就相当于要求连井冈山都保不住的红军“饮马长江,会师武汉”一般,是典型的左倾机会主义。

所以,在如何提高工人阶级觉悟的问题上,面对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寒流急”同志就只能给出从“小事做起”,“照顾细节”,“一人有难,大家帮忙”的“策略”。由于无视当时中国阶级斗争的客观状况,这种互助“策略”能带来的组织力量甚至还不如“FLG”。由于对当代中国经济危机特点的错误认识,“寒流急”同志不可能正确认识当代工人阶级意识的来源,因而无法在“闹一闹”的阶级意识和长久扎根的组织能力之间建立联系,这是“寒流急”同志斗争理论的第一个断层。

当代中国资本主义矛盾的本质不是“消费不足”。据红色中国网的“红色经济观察”介绍,中国经济的利润份额已经从2010年的约36%下降到2016年的约28%,下降总幅度已经接近九十年代大规模私有化带来的上升幅度。同时期企业部门的利润率也从约23%下降到15%,逐渐接近美国以往发生经济危机时的水平。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最终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也从48.5%上升到53.6%。不是工人阶级太弱了,弱到活不下去只能绝地反击,而是工人阶级开始强大了,并且初步强大到可以压迫资本主义经济的利润率和利润份额,强大到使消费品成为社会总产品中越来越大的一部分。这种条件下的阶级斗争,自然会呈现出与“消费不足”不同的态势。首先,由于产业后备军萎缩,资产阶级在工资待遇谈判上的优势开始丧失,工人的实际工资和工资份额都在上升;第二,由于工人阶级获得的实际工资和工资份额越来越高,工人阶级积累了大量成功的阶级斗争经验;第三,沿海工资上升的趋势迫使大量资本家将劳动密集型企业转移至内陆,把工厂建到了工人家门口,而本省本地的工人在社会关系网络、经济自持力等方面要远强于流动到外省的工人,这为“长久”的“组织”和“罢工”提供了广阔的根据地和大后方,从而增强了工人的斗争力量;第四,正如笔者在第二部分分析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基本特点时所说明的,由于内地地方政府掌握的经济剩余明显少于沿海,因此其“腐败化、诸侯化、非正式化”的程度更深,力量更加薄弱,反应更迟缓,基层镇压力量消极怠工更严重,对派系纷争更忌惮,镇压手段更加非正式且不可控。一旦镇压开始,有可能引发当地社会矛盾的连锁反应,因而内地统治阶级的力量是弱的。综上所述,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使工人阶级强了,资产阶级弱了,又使工人阶级可以在自己的桑梓故地,迎战不是那么强大的统治机关,中国工人运动在此刻才取得了在某些具体环境下的“强弱易势”,才能“一闹再闹”,才能承受局部的失败和走向胜利。

“寒流急”同志认为,“独立于资本”的工会是工人斗争的基本组织形式,同时也是解决工人斗争持久力不足、提高组织性和战斗力的固定组织。独立工会建设的初期目标之一是通过“非法”斗争取得合法地位,并取得一般意义上的结社和言论自由。“寒流急”同志对合法工会的向往来源于工会在历史上的核心国家阶级斗争中起到的积极作用。的确,核心诸国的工会在劳资集体谈判、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的斗争中曾经发挥了伟大的历史作用。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这些工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主要是作为阶级妥协工具存在的,其合法存在并发挥支持劳工作用的条件是劳资双方力量大体对等、生产力发展迅速、外围半外围国家输入的免费劳动提供了足够阶级妥协空间,这大体上对应着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五十至七十年代大政府资本主义时期的状况。当力量对比明显倾向资本家时,工会就是事实上的政权机关,对工人几乎没有吸引力,这大体对应着美国八十年代以后和中国九十年代以后的状况。当力量对比明显倾向工人时,则工会就是事实上的革命组织。处在半外围的中国,由于剩余价值的一部分需要贡献给核心国家,统治阶级不会允许独立于自身的劳资集体谈判机构出现,因而阶级妥协的空间并不存在。如果中国资产阶级有一天让独立工会合法,同时开放言论和结社自由,那就只有一种情况,即资产阶级的统治力量已经萎缩到这种程度,以至于其无法阻止事实上的工人革命组织出现,也无法管制言论和结社自由。革命形势发展到了这一步,不仅工会组织合法和非法是个毫无意义的问题,为了孵化革命政党而存在的工会本身也已经是落后于时代的事物了。由于对半外围国家阶级妥协空间和阶级斗争的条件缺乏认识,“寒流急”同志不可能将包括合法工会在内的一系列合法权利与未来中国阶级斗争发展的具体阶段建立联系,这是“寒流急”同志斗争理论的第二个断层。

事实上,只有那些缺乏现实斗争经验、乖宝宝当习惯了的左翼知识分子才会对合法不合法、工会不工会的形式问题过分深究。在半外围的中国,在官僚机构普遍“非正式化”的条件下,面对“说你违法就违法”的腐败官僚,一般革命群众早已不认为资产阶级政权授予的“合法地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在2018年6月漯河老兵的斗争中,老兵们在没有向任何有关部门报备注册的情况下聚集抗议,显然非法;警方围困老兵并切断信号,拒不释放被殴打扣押的军嫂,也属非法。最终中央迫于压力派员处理此事,答应了老兵们包括惩办责任人、释放军嫂等条件,老兵们在达到斗争目的之后也有组织地撤退。深处斗争前线的革命群众,早已在斗争中学习了辩证法,不再追求务虚名而处实祸的“合法性”或“组织形式”,而是务实地利用专政机关的弱点,实现重点突破,夺取阶段性胜利。

关于政权问题,“寒流急”同志特别指出,未来阶级斗争不应当指望在“若干地区,若干省份”的首先胜利。但是他立刻就转到批判一些同志“抬举薄XL那样的某些精英”的问题上,直到文章结束也没有正面回答,假设有了充分的阶级意识甚至是合法工会的无产阶级,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如何能不通过“若干地区,若干省份”的首先胜利来取得政权的问题。这暴露了“寒流急”同志理论的第三个断层:由于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主要矛盾缺乏认识,无法从中国阶级斗争形势和可能的发展中得出革命胜利的可能道路,即无法回答资产阶级如何由盛而衰,最后丢失政权,无产阶级如何由弱变强,最后取得政权的问题。在讲完无产阶级意识大发展和工会合法化后,“寒流急”同志遇到了一堵高墙。在高墙的这边,站着“寒流急”同志和他的合法工会,在高墙的那边,资产阶级政权依然耸立着。“寒流急”同志想必已经发现,他所设计的中国工人的“崛起之路”最多只能把我们导向核心国家工人阶级的水平,而对如何打穿这堵墙、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却束手无策。在提不出任何砸墙战略的时候,“寒流急”同志只好顾左右而言他,一面批判薄XL和“左转派”,一面批判狭隘民族主义,最后以中国工人阶级的崛起是“不可遏制”的历史大潮流收尾。

然而,在“寒流急”同志的论述中,我们除了看到他强调工人应当“一人有难,大家帮忙”,革命者要“注意团结,光明正大”,知识分子要有“工人立场,结合群众”这些主观能动性之外,看不到任何“不可遏制”的历史必然性。仿佛只要发挥主观能动性革命就能胜利一样。“寒流急”同志特别推崇毛泽东同志的阶级分析和列宁同志的帝国主义分析,却忽略了毛主席的阶级分析是为了在白色政权的缝隙中寻找红色政权存在的历史必然性,也忽略了列宁同志的帝国主义分析是为了寻找帝国主义“最薄弱的一环”。两位革命领袖的理论是相通的,即在整体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如何在局部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强弱转换;如何将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运用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现实斗争中;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去发现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可分析、可操作的革命战略。相反,没有历史必然性的分析,任何关于“历史大潮流”的论断都注定沦为失败主义的温床,沦为在漆黑长夜里的胡乱放枪壮胆。

“中华帝国主义论”做不到的,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做到。从全局看,只要产业后备军逐渐萎缩的趋势不变,中国工人阶级的谈判力和斗争力就会不断增强,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的历史趋势就不会改变;只要中国石油天然气消费结构不发生重大逆转,世界石油产量无法满足需要,飙升的油价就会以中国这样的石油进口大国为代价使得大量剩余价值流入石油生产国;只要中国产出资本比不迅速上升,即生产率没有重大跃升,同时中国还在以不平等交换每年向核心国家贡献剩余价值,中国资本主义利润率下降的总趋势就不会改变。利润率下降一方面意味着投资动机消失,从而进一步引发利润率下降,进而导致经济危机;另一方面,利润率下降意味着统治阶级掌握的剩余价值减少,维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正常再生产的重要事业单位,如医疗、教育社会保障乃至军警宪特都有可能发不出工资,因而加速其“腐败化、诸侯化、非正式化”的进程,从而显著弱化武力镇压和意识形态教化的功能(如各地教师、老兵、保安、城管和护士的罢工维权运动)。

从局部看,在统治阶级力量薄弱的内地,由于没有收买无产阶级的剩余价值,无产阶级斗争和统治阶级镇压都会以更加直接、暴力且非法的面目出现。当群体性事件数量上升到一定程度,现有军警力量会不堪使用,而军警的“付费”镇压服务也加大了镇压成本,从而无法在第一时间阻止事态扩大。最终会出现统治阶级放弃一部分与统治阶级当权派系关系不大的地方资本集团(可能以黑社会形式存在),任其被群众力量淹没,乃至默认一些基层政权事实上自治状态的局面。同时,与当权集团矛盾较深的、独立性较大的部分地方集团也事实上处在半自治状态。资产阶级的中央政权只有形式上的宗主地位,在地方和基层则出现反动的、改良的和进步的政权实质上独立和犬牙交错的状态。只要资产阶级无法改变全局上的不利因素,无法阻止利润率下降和崩溃,反动的和改良的政权就无法控制积累危机,导致工农群众乃至一部分资本家投向进步政权这一边。进步政权一方面应当采取积极的经济措施,脱离世界资本主义分工,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教育、医疗、住房等问题;另一方面则在经济制裁、政治打压、局部武装冲突以及和各地资产阶级政权的合纵连横中训练干部队伍。当发生全国性的强弱易势时,进步政权既有群众基础,又有斗争经验,同时掌握大部分地区的地方政权,有人有钱有枪。到那个时候,取得全国政权就不再仅仅是一个口号,而是现实可行的战略。因此,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依赖“若干地区的局部胜利”,这是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决定的。毛泽东同志很早就指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就造反。”这不仅是对上一次中国革命的经验总结,也为下一次中国革命提供了有益的启发。

(二)民族主义和国有企业

“寒流急”同志和“话实”同志对民族主义和国有企业颇为反感。从杜绝右倾机会主义、实现各国各民族无产阶级团结来看,我们当然要拒绝狭隘民族主义和只讲经济不讲政治的单纯改良思想。但是,在当今中国特殊背景下,批判民族主义和国有企业,既不是主要任务也不是明智的策略选择。

在“中华帝国主义论”者看来,以薄XL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以及会从经济上腐蚀工人的国有企业是和自由派资产阶级一样危险的敌人。与其阶级斗争理论一样,他们的论断同样是与“消费不足”危机理论相适应的。由于工资被压制,所以只要资产阶级用改良措施分给工人一部分消费品,资产阶级就可以解决工人反抗和生产过剩两个危机。为了堵住资产阶级一箭双雕的方案,“中华帝国主义”论者对改良派和国有企业的攻击一直居于其理论的中心位置。但如果这真是个好方案,资产阶级为什么不早点使用呢?“中华帝国主义”论者没能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从“利润挤压”的角度来看,一切就明朗了。由于工人阶级的斗争压低了资产阶级的利润率,因而任何改良方案,尽管可以在短期内提高有效需求缓和阶级矛盾,但根本上讲只能加剧而不是缓解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壮大而不是减损无产阶级的力量。正因为如此,薄XL集团被代表资产阶级整体利益的其他集团消灭了。这并非“寒流急”等同志的功劳,而是利润率的要求。而无产阶级运动策略地支持薄XL和国企集团,一方面进一步压制利润率,另一方面也加剧了资产阶级内部各集团的争斗,何乐而不为?

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崛起的物质基础是中国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中小资产阶级数量的膨胀和收入的上升。要维持民族主义作为巩固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继续扩大小资队伍、提高小资收入就是必要的条件。在利润挤压的背景下,中国资产阶级自己给出的“中国梦”可不是一个容易实现的目标。面对小资产阶级群众要就业、要加薪、要住房的诉求,人民日报都不得不给“中国梦”降温,指责年轻人要求太多,缺乏“历史耐心”。民族主义的诉求本质上是消费主义的诉求,这是中国资产阶级无力满足的。一部分小资群众民族主义的梦幻会在面对就业市场或看到房价上一眼望不到边的“0”时灰飞烟灭。而包括“中华帝国主义”论者在内的青年左翼,面对的多是尚未尝到剥削滋味的大学生,等他们毕业之后进入劳动力市场,就会迅速明白:这“厉害了”的玩意,可从来不是“我”的国。

(三)阶级斗争的两条道路

分析了“中华帝国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后,两条清晰的阶级斗争道路摆在我们面前。

一条道路是从唯心史观出发,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必然是由于资产阶级强大和无产阶级弱小,所以经济危机必然是无产阶级工资被压制导致的“消费不足”。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就只能依靠被逼到墙角的“绝地反击”。为了克服在“消费不足”剧本里实际无法克服的组织性和战斗力的困难,就不得不将组织固定下来,结成工会;为了保护组织的存在,就必须进一步动员组织性和战斗力,争取工会的合法地位。然而,这条道路却在政权问题面前徘徊彷徨起来,既不愿从地方胜利做起,又不知道如何直接取得全国政权。最终,只能表达一下对“左转派”和民族主义的义愤。如果“寒流急”同志真的要谈到全国政权问题的话,他的论点可能也超不出再进一步动员组织性和战斗力。至于革命形势如何与革命前景联系起来,似乎是个不能讨论的问题。这就造成了此种道路的三个不可逾越的断层,每遇到一个断层,“寒流急”同志就拿出动员组织性和战斗力来试图跳跃,结果就是从“闹一闹”一路跳到了他自己也没有说明白(甚至于恐怕自己也不相信的)“工人阶级崛起”。

在唯心史观看来,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归根结底是人的主观能动性。能动性可以创造可能,能动性可以保持组织,能动性可以从无比强大的“中华帝国”一跃进入合法工会乃至全国胜利的天堂。这条道路的基调是,敌人强大强大太强大,我们动员动员再动员。至于弱小的我们如何打败强大的敌人,他们是不考虑的。他们把历史上一切的失败都归纳为动员不足、组织不力,思想上没有克服资产阶级影响等等。一方面,“寒流急”同志在文章里反复强调要克服个人英雄主义。但是,只要革命力量的增强不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结果,而只是无产阶级动员的成就,那么,依靠个人魅力动员工农的“领袖人物”就不得不扮演无产阶级的“救世主”;无产阶级的胜利就只能被理解为领袖动员有方的结果,个人英雄主义和小“张国焘”们也会一天天地再生产出来。另一方面,正是因为对主观能动性作用的高估,一部分左翼人士才会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问题过分重视,而他们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又无非是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所想象的种种所谓“阶级正义”。所以,才会有人说“利润挤压”是把经济危机的责任推向了无产阶级;所以,才会有人觉得策略性地支持资产阶级中特定的改良集团是投降;所以,才会有人比资产阶级还害怕“天下大乱”。这种唯心主义的道德观,使得他们不得不放弃对经济危机的正确理解,不得不放弃暴露和激化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斗争策略;不得不放弃认识并自觉掌握造成“大乱”的客观历史规律。闭目塞听,自缚手脚,自认清高。按照这样一条唯心主义的道路,无论是工人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的进步积极分子,都是不可能找到前途的。

另一条道路是从唯物史观出发。在唯物史观看来,一切事物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矛盾的两个方面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中国无产阶级的弱小、资产阶级的强大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也必然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弱的可以变强,小的可以变大,原来弱小的可以打败原来强大的。

这种转化的条件来自于半外围条件下中国资本主义的具体和特殊的矛盾。半外围条件下的中国资本主义,一方面不可避免地要造成一个日益发展壮大、组织力不断增强、觉悟不断提高的中国无产阶级,另一方面又缺乏足够的剩余价值来缓解社会矛盾和谋求内部的妥协;后者又决定了资产阶级国家的“腐败化、诸侯化和非正式化”,从而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外强中干的本质。一方面,中国资本主义无法阻止无产阶级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因为正是中国资本主义的积累造成了无产阶级发展壮大的条件;另一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又无法阻止自己的统治机关日益腐败化、诸侯化、非正式化,因为它无力也无心摆脱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半外围条件下的种种困境。这两种趋势发展下去,两大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必然要发生根本的变化,原来弱小的就可以变为强大,原来貌似强大的其腐朽虚弱的本质将暴露无遗,各中间阶级的立场也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这种条件变化的过程超越一定的点以后,量变就会转化为质变,历史的可能性就会转化为历史的必然性。

唯物主义者从不否认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但与唯心主义者不同的是,在唯物主义者看来,主观能动性的历史作用不是“创造可能”,而是“实现必然”。中国革命的到来不是一片漆黑乌云压境之时的祥瑞天降,而是历史浪潮滚滚向前中的百川入海。

参考资料:

时代先锋网:《联想已成过街老鼠,华为就是“民族自豪”?》,《试论“特色”资本的崛起和中国工人阶级再解放之路》
“石油峰值桶”网:http://peakoilbarrel.com/
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
人民日报:《年轻人需多些历史耐心,别丧失拼搏勇气》
红色中国网:《话实先生的“帝国主义论”——兼评中国小资产阶级左派的失败主义》,《帝国主义,超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崛起》,《红色经济参考》系列文章

一键支持快速通道
直接赞赏红色参考
无需通过微信平台




本文系作者授权 红色中囯 刊发,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请关注 红色中囯 公众号,明天将继续为您奉献精彩文章





长按下图,点击“识别图中二维码”,即可关注
红色中囯 公众号



如果您认为我们的文章有参阅价值请转发


零点最爱夜听
关注
精选留言
写留言
7

先存再看
5
心正
狡兔三窟!那个公众号被删,这个又来了

 跟帖: 返回共舞台首页 

发表评论

笔名: 密码: 注册
主题:   导读:
内容:
图片链接: (必须含有http://)
网友链接: (必须含有http://)
音乐链接: (必须含有http://)
电影链接: (必须含有http://)